【财新网】（记者 杜偲偲）“水质只是自然水体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仅靠水质来评价湖泊、河流的生态环境是不够的。”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提出提案，建议制定内陆水体生态评价指标。他表示，应在水体植被盖度、浮游植物和微生物群落、水中和底栖动物组成等方面，凝练出一套易监测、可考核的核心指标，与水质指标协同运用。
目前，中国仅依据水质指标，评价水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化学指标体系几乎没有生物因子，不能反映水体生态状况。没有生物不能叫生态。”徐旭东对财新记者表示，水是不是安全健康的，生物的生存状况是最好的指标，让生物出来说话，就要加上生态指标。“在水里，鱼类种类数量比历史上有没变化？底栖动物种类如何？藻类的情况怎样？这些更直接证明水是不是适合生物的生命活动需求。”
徐旭东介绍，健康的自然水体孕育着各类动物、植物、微生物，这些生物的生命活动驱动着水、底泥、大气之间的物质循环，形成自我净化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水体才真正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和良好的自然景观，即使在生物群落的季节演替中有个别水质指标短暂超过水质评级的数值范围，也将自然恢复。相反，一些靠高成本手段维持水质的水体，即使表面上达标，实际上不具备健康的生态系统和良好的自我净化能力。
然而，目前各地对湖泊、河流的治理目标执行的是2002年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主要涵盖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磷、总氮、部分重金属、溶解氧等物理、化学指标和大肠杆菌卫生指标。这一标准对于水质评价来说易于监测和比较，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徐旭东表示，依据目前评价水质的标准，一些地方对于受污染水体的治理往往停留于截污和围网拆除，拒绝进一步的生态修复措施；有的地方甚至简单地采取换水和固化岸坡等办法，为了快速实现水质达标而破坏生态。
为此，他建议在现有水质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内陆水体的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在水体生态评价标准和综合评级办法的制定方面，他建议由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以及高校的科研力量研究制定标准。在水体植被盖度、浮游植物和微生物群落、水中和底栖动物组成等方面，基于生物调查、遥感、DNA监测等技术手段，凝练出易监测、可考核的核心指标；与水质指标协同运用，设定生态评价指标应用范围和综合评级办法。评级不是依据各单项指标的简单递减、递增或赋分加权，而是依据水体演变规律，以及地域和水体生态类型对水质和生态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可考虑运用智能数据处理技术。
就生态评价标准和综合评级办法的实施而言，他认为推行生态评价标准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选择有地域代表性的省市做三年试点工作，试验新评价体系的可行性和效果；同时，作为参考评价标准在其他地区推广，即在其他地区仍以水质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但可参考生态评价结果加以权衡纠正。在第一步发现的问题应加以修正和补充。在试点试行的过程中，开展生态监测技术培训，使各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履行职责。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是把水质和生态的综合评价作为硬性的考核依据在全国实施。
最后，他认为，在制定和推行生态评价标准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发展和推广水生态修复技术，努力促进技术流程的标准化和向环保企业的转移转化。不仅要让水体生态可评价，还要让生态修复可实现。
而与水质指标体系的检测不同，生态指标的检测不像化学指标的检测那样做一个反应或者用仪表测试，就马上产生数据。生态指标数据的收集需要生物调查、分子生物学检测，甚至借助遥感数据。“所以技术上稍难一些，但是经过指标的遴选、技术的规范化和培训，都是可以为基层环保人员掌握的，或者委托专业服务机构完成的。”徐旭东说。
目前，欧盟和美国、韩国，都已建立了水体的生态指标评价体系。徐旭东介绍，这些评价体系都是在行为、种群、群落三个层次上，利用生物或生态指标评价水体。譬如，对于河流，用鱼类、底栖动物、硅藻指标进行评价，对于湖泊湿地，还增加了植被情况和叶绿素a水平进行评价，甚至利用动物的行为、毒理响应对水质安全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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