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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邦芬:中国学术诚信问题的两个“史无前例”

2019年05月04日 08:41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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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趋向的盛行,随着全民的平均道德水准的滑坡,随着我国目前以考试分数、学位、论文、项目经费、各种人才帽子等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全面建立和完善,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
中国的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把科研看作是一种谋生职业,本质上还是原来科举文化的延续,把科研发表论文看作应付职业考核的要求,看成个人晋升的途径,甚至是做官的垫脚石,缺乏基本的科学精神,当下的学术诚信问题,与此密切相关。图/视觉中国

  作品来源:《知识分子》(微信公号:The-Intellectual)

  演讲 | 朱邦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整理 | 魏宇心

  ● ● ●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最急迫的使命以救亡为主,因而当年的“德先生”、“赛先生”主要是为救国、强国服务。

  100年过去了,回顾我们现在的科学和教育,我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巨大,但很大程度上是硬件的进步,取得的成果比较多的是对已有知识扩展,多靠国外已发展的技术和设备;在精神层面,要想让科学精神在中国大地真正生根,在中国文化当中生根,还任重道远。

  科学精神的真谛是探索未知,通过科学研究把世界上很多不懂的事情弄明白。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好奇心、独立判断、批判,以及对人类的责任和担当。这种科研的原动力在我国的科教界比较缺乏。

  中国的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把科研看作是一种谋生职业,本质上还是原来科举文化的延续,把科研发表论文看作应付职业考核的要求,看成个人晋升的途径,甚至是做官的垫脚石,缺乏基本的科学精神,当下的学术诚信问题,与此密切相关。下面就我国学术诚信现状,谈谈我的看法,谈谈如何使我国的学术不端蔓延得到根本的遏制。

  我对我国学术诚信的整体估计同杨卫校长评价的 “诚信好转” 有一点不一样,我没有他这么乐观。我对我国科研诚信现状的评价用两个“史无前例”来描述:

  第一,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趋向的盛行,随着全民的平均道德水准的滑坡,随着我国目前以考试分数、学位、论文、项目经费、各种人才帽子等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全面建立和完善,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

  第二,我们社会对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也是史无前例的,这当然是跟互联网有关,也和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有关。

  这两个史无前例是我对我们国家目前科研诚信问题的一个基本估计。

  我国学术不端涉及面之广史无前例,仅举下面几例。

  (1)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弄虚作假相当普遍,一些高中生自主招生的科研论文、成果实际上是有人操刀代劳的,甚至是花钱买来的,今年教育部削减各个高校的自主招生名额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2)我国有一些做法,相当普遍,也不以为耻,然而涉及学术诚信问题。像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作弊的确实非常少,但课程作业抄袭还相当多,不是个别人的行为,相当一些人觉得,自己做不出来抄袭别人的作业是很正常的,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学术不端行为。

  (3)我国许多推荐信、评价意见,普遍是由被推荐人自己起草的。推荐信在国外的评价体系里是最受重视的评价方式之一,而我们这个环节由于普遍由被推荐人起草,不仅价值大打折扣,而且严格地说涉及到学术诚信问题。

  (4)目前在科研成果方面普遍存在的包装、吹嘘、浮夸,学术成果署名不规范。我国媒体上许多有关重大成果的吹牛,有些甚至完全不符合事实。

  (5)众多的人才“帽子”评选过程中,包括评院士、评长江学者、评杰青,打招呼、拉关系相当普遍。现在相当多的院士候选人觉得,如果自己不向很多院士介绍一下工作,就吃亏了。而在20年前,十几年前,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6)依托中介公司进行的虚假论文评审代发论文行为。现在经过严厉打击虽然有所好转,但买卖论文的情况还一直存在。事实上,不只是SCI论文,还包括各种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只要有需求,网上就有人来提供。

  (7)很多在职博士学位问题。这些博士学位大多只经历3年就获得,而且都是在全职工作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获得的,其中很多还是一流大学授予的真学位。此前有人甚至两年就拿到一个博士学位,而且所学和本科学习的是完全不同的专业。

  以上这些事都涉及到学术诚信,涉及的面之广,反映了我们整个科教界诚信的缺失,特别是“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的缺失。

  有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每个国家都有,中国有也不稀奇,但我国学术诚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1)重大的、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学术不端案例,调查不彻底、处理极轻。比如上海某高校的芯片问题,处理结果与其错误的严重性极不相称;又如韩春雨事件,河北科技大学给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结论——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公众关心的是,什么样的调查事实支持了这个结论?还有其他种种案例,《知识分子》也曾对一些学术不端案例进行过披露,但这些事很多最后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一些人在国外学术不端,由于国外对此一票否决、零容忍,因此他在国外付出了代价,然而中国却还有市场,最有名的是黄禹锡。黄禹锡在韩国判了刑,出狱以后在中国又 “东山再起”,和一所国内著名大学下属的一个公司签了合作协议。

  (3)从2015年起,虚假同行评审问题不断曝光,2017年 “肿瘤生物学” 一口气撤稿100多篇中国论文。这类学术不端问题能得到处理,我觉得非常好。这些虚假评审案例都是外国人揭发的、国外期刊发表的中国作者论文,但没有听说由中国人揭发的、发生在中国科技期刊上的虚假评审案例,中国的学术期刊到底有没有类似的虚假同行评审情况?我查了一下互联网,网上中介公司有代写、代投中国各种科技期刊的广告。既然中介公司有这种服务,并且在国际期刊有大量“成功”的前例,那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期刊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国内科技期刊没有揭露任何一起虚假同行评审,中国的学术界自净能力很不够。另外,虚假评审文章公开撤稿的只是冰山一角。

  (4)部分主管科教界的官员和一些学界领袖,他们本人的学术诚信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而国外的科研人员,特别是主管级别的人物,一旦被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是没有脸面再做下去的。

  所以从学术诚信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来看,我认为我国的学术诚信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

  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我们国家这种严重学术不端情况的蔓延?百年以来,我们的硬件进步巨大,软件层面应该更加强调。当教育学生时,我们确实应该教授更多具体的学术规范,但根本而言,我们对青少年学术科学精神的培养可能更为重要。我们过去总是把科学看成是救国、强国、富国的工具,但是科学精神能弘扬和提升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这是一个治本的理念。

  我们都知道科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爱因斯坦曾经总结过,现代科学有两个基石:一个是古希腊的逻辑推理,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通过实验检验理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越来越接近真理。这种科学方法保证了我们的结论虽然不是绝对真理,但可以逼近绝对真理,保证科学研究具有可纠错能力和可重复性。

  爱因斯坦还说过:“探求真理的权利也含有责任:你不能隐瞒你发现的真理中的任何一部分”。这都表明了科学研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求真。

  另外有一位科学史学家萨顿曾说过:“大多数人只是从科学的物质成就上去理解科学,却忽视了科学在精神方面的作用。科学对人类的功能决不只是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产品。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这些,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另外萨顿特别强调科学史,他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我觉得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我们应该更加重视。

  我曾把学术不端的危害性总结成五条罪状。其中一条是祸害科学,摧毁科学界和科学家以及社会的公信力;不仅如此,我认为更重要一点是,“学术不端”将会“亡天下”。明末学者顾炎武曾把改朝换代称之为灭国,而亡天下是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伦理底线彻底沦丧:“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保卫一个朝廷,这是肉食者谋之。他把这两者做了区分,虽然与我们今天的定义不一样,但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科学家、教师、医生,都是社会良知的体现者,代表着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如果最后一块净土本身的行为普遍缺乏诚信的话,对整个社会,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是一种灾难,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学术不端行为,它实际上无形当中在侵蚀我们整个国家的道德、伦理和文化。

  具体怎么办?我曾经在一个场合提过几点遏制学术不端蔓延的具体意见。当然我觉得首先要回到科学精神的真谛,要提倡科学精神。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我有这么几点建议:

  第一,区分学术不端和学术不当,对学术不端应当是零容忍,特别是一定要处理好一些有帽子的人和一些影响大的典型案例,一定要对有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例进行实事求是、严肃的处理。

  第二,要松绑名利之间的强关联。韩春雨发表这么一篇文章,马上就当了省科协的副主席,很快又有了大量经费,要盖大的实验室,结果别人重复不了,最后却是不了了之。这个“收益”和“成本”完全不成比例,按马克思《资本论》引用的一句话:“资本家为了300%的利润率可以上绞刑台。” 这里还不止300%。这种不认真处理实际上是在鼓励一些人去铤而走险。

  第三,对于青年学生,我们要加强学术规范的教育学习,减少由于青年学生和青年研究者由于不熟悉学术规范而引起的研究不当行为。

  除此之外,虽然遏制学术不端学术行为蔓延主要要依靠学术共同体自身,但也需要有关部门建设比较专门的调查处理机构。据我所知,现在也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一个办公室专门调查涉及基金中的学术不端。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都没有专门调查处理部门,所以一般举报都返回到本单位调查处理,然后很多事情都不了了之。所以这方面既要自净,但还要有国家机构的监管。

  现在很多人强调不良环境对科研工作者的影响,把许多学术不端行为归为“逼良为娼”。环境、制度和政策确实起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人可以遵守学术诚信,有的人却做了一些学术不端的行为?所以对于研究者个人来讲,我们应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作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自身建设。

  总之,千万不要低估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危害,它的蔓延将会不断动摇和降低国人的道德水准和底线;要分清学术不端和学术不当,对学术不端切实做到一票否决、零容忍,对学术不当要加以批评教育;科研工作者要加强学术规范的学习,把学术诚信和荣誉看成学术生命;整个学术共同体需要一起努力,全方位地扼制学术不端,把之看成自己的分内之事;我们的评价体系应该把个人的学术荣誉和待遇适当的松绑;此外,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建设调查处理学术不端事件的机构,要认真处理学术不端案例。

  “五四运动” 100年了,希望不要到了150年的时候,我们的科学精神还没有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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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禹丁 | 版面编辑:邱祺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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